首页 »

旧剪报里看那时的自己和那时的他们

2019/8/14 8:45:39

旧剪报里看那时的自己和那时的他们

翻出壁橱里的旧剪报,一数,共19册。

 

几次搬家都不忍舍弃,捆扎了放着,但至少已经十年没有动它们了。我给了它们一个过于漫长的冬季,使它们过于漫长地冬眠了。

 

这些剪报都来自“文革”过后的报纸,它们逐渐焕发生气,在接下来的大时代里,老人新人们争相发出衷曲和歌哭,使报纸副刊一时蔚为壮观,佳作迭出。那些沉郁忧愤与斑斓声光,让苍白而又饥渴的心灵因为陌生而产生新鲜,带来惊叹——真是精神上的琼浆玉液啊!

 

那时我在工厂做工,时常乱窜科室,乱翻报纸,见有好文,就揣进衣兜。管理者们都很宽容,又是旧报,不以为忤。如此,养成了任凭什么场合,见着报纸都要拣起来瞅瞅的习惯。

 

我翻着这些陈旧泛黄的“断烂朝报”,感慨系之。几乎每篇文章,都有勾勾划划。这是我“视觉的心”的久久逗留,不忍离去吗?这是我要自己必须重读的严厉命令吗?这是我企图将这些文字化为招逗的彩绢,长久地晃动在自己的记忆里吗?是的,都有一点儿。

 

还有一些文章旁边批着“好”“美”“注意”“应背诵”等等,后面都是一个惊叹号。历经磨难的诗人鲁藜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上的《萤光集》——“让人战栗的‘真理’/和洪水猛兽有什么区别”“顽劣孩子是溺爱惯的/专横老爷是一些奴性巴结成的”旁边,都有三个大大的惊叹号。那时年轻,情感充沛,嫉恶如仇,就用了廉价的、现成的、浅薄的、空泛的、形式主义的符号,但我能否认其中的诚挚和率真吗?这是宝贵的东西。但惊叹号里的内容,那些“自言自语的思想草稿”,都被浮躁和懒惰删去了。如果花些心思记录下来,生发开来,也许不通、可笑、不着边际、强说“愁滋味”,却无疑是心灵的淬炼。可惜我放弃了。

 

 

王蒙发表在1983年11月26日《光明日报》上的《清明的心弦》,这样写初冬:“地阔而又天高。所有的庄稼地都腾出来了。大地吐出一口气,迎接自己的休整,迎接寒潮的删节……迎接盏盏冰灯,迎接房间里的跳动的炉火,和火边的沉思絮语,迎接新年,迎接新的宏图大略。”正是改革开放初期,得时代之风,写得大气,真好!旁边批道:“无人写过初冬,却被发掘得那么迷人,那么美!它告诉了我深刻的东西。”现在看来批得武断、虚妄,是年轻人的大惊小怪,做作装萌。

 

最有趣的是《文汇报》1983年3月2日刊有王安忆小文《独语》。我竟像小学生般划了段落,写了段落大意,可惜没有“中心思想”。很明显,“开膛破肚”,是为了窥探写作的“诀巧”。

 

多少年了,我心中一直有一篇文章,是记一位老校对,发现新出的书里有一个错字,当即用压纸木条砸自己的头。这位老校对总在我的心里,我总在怀念他。我一直后悔为什么放过了这张报纸,未将它剪贴保存起来。啊,我发现了,发现了,它在剪报里,在剪报册子里静静地躺着呢!是已故的倪墨炎教授写的,题目是“老校对王燕棠先生”,发表在1991年5月29日《文汇报》。王燕棠先生是老申报和老开明的人,正是这些视文化、视文字为生命的人,才有可能创造出新闻出版的奇迹,于今仍投射出清凉的绿荫。王燕老,向您三鞠躬,我眼里裹满泪水。我不是编故事,也不是泪腺发达,而是恰有一位编辑朋友告之,一位大报编辑出了错字,辩解说是名人稿子,不便改动。与您一比,我就哭了……

 

在旧剪报中有一张《文艺新书》报,注明上海文艺出版社、上海文化出版社编,1982年第一期。剪的是杭州女作家张抗抗写的散文《门前杂感》。当年她三十出头——现在已是著名作家老太太了——当时她记述的是六年前,每天从瑞金二路步行去绍兴路上海文艺出版社修改第一部长篇(应是《分界线》吧)受到的关爱等感受。还有一张《广播之友》报,1985年9月21日第38期“读音趣谈”栏。是喀喇沁旗广播站王志国写的《二与两》,可惜未注明出版单位。近四百字的小文,从六个方面道尽“二”与“两”的异同。边陲一个小小广播站工作人员的敬业和钻研,现在还有吗?忘了我是如何得到这两张报纸的,说不定是什么商品的包装纸,抑或是马路边飘荡的丢弃物。它们不可能有大的发行量,存世应极少,对报刊掌故有兴趣的朋友,或可引起关注。

 

翻出这些旧剪报,本来想处理掉它们——“断、舍、离”吧。那是日本山下英子女士的理念,清理你所有的物品,留下你必需的东西,过简净的生活。但这些点点滴滴的回忆,星星片片的旧事,像胶水般粘住了我,还忍心丢弃它们吗?——那就,姑且再放一放吧。